第六章 祸起萧墙

胡教授回到南方以后，在杭州的一家报纸任副刊的编辑，因他对戏剧的好兼做了文艺方面的记者。通过几年的努力，也闯出了一点点小名气。他也曾给于红娇写过几封信，可是都如石沉大海、渺无回音。他的两个朋友都在天津工作，张朝刚在天津的警察局谋得一个差事，王世荣则在天津的一家小报馆里做了记者。他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，通过他们能了解到“三不管”经历的变迁，也或多或少知道一点于红娇的境况第二年，“七。七”芦沟桥事变发了，本鬼子占领了平津，袁三爷投靠本当了汉，寇的势力也就进入了“三不管”。那里的贫苦艺在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，更是处于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之中。不久，江南各省也相继沦陷，由于新闻及言论的不自由，胡教授对“三不管”的况就知道的不多了。随着他的娶妻生子，对于红娇的思念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忘了。

转瞬间到了一九四一年，一天胡教授突然接到张朝刚的电报，邀他急速赴津，有要事相商。胡教授吃了一惊！什么要紧的事？还要到天津去商量！莫不是有关于红娇的事？于是赶紧买了车票，赴津而来。

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我匆匆地赶到了天津，这座阔别了五年的北方重镇，在寇铁蹄的践踏下，官不修衙、客不修店，除了多出几面红膏药似的太阳旗和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大幅标语之外，就只剩下们心的紧张和恐惧、经济的萧条和衰颓以及市容的崎形和残破了。我也无心观看四周的景物，就急急忙忙去找张朝刚，张朝刚本就是个善钻营、喜际的物，现在混得很好，当上了天津警察局的局长，说白了就是汉的干活。若不是我的第六感官预测到这次相商的要事可能与于红娇有关，凭我一颗国的拳拳之心，是不愿意和他多接触的。

由于事先打过招呼，故而听差的把我直接引入他的书房，原来他和王世荣已在候我多时了。

“贵客来临，等得我们好着急呀！”两齐声说道。

“什么事？那么着急，莫不是于红娇她出事了！”

“怎么！你都知道啦？”

“我知道什么？我什么也不知道！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说来话长。”张朝刚说：“于红娇在‘三不管’做什么营生？你最清楚了。专演黑戏的戏子、骗钱财的骗子。当然本为了腐蚀和麻醉中国的神和思想，对她们这种行业并不禁止。但她们千不该、万不该，上个月不该把一个富商骗到她的住所，开就